10. November 2021
Prof. Dr. Franziska Müller
新冠疫情期间，汉堡大学的教学不得不转移至线上进行。在一系列采访中，大学的讲师们谈到了新冠带来的挑战、解决方案以及疫情后可能留下的变化。今天接受采访的是政治学家Franziska Müller教授。
Franziska Müller教授博士是汉堡大学全球化和全球气候政策的初级教授。她的研究重点是能源转型、人类社会的国际关系、气候、能源平等以及后殖民时代研究。她的数字课程涉及全球环境治理、政治生态学、发展经济学和全球气候治理。
Franziska Müller教授博士：当然，对我来说，这一切来得也非常突然，特别是我刚刚担任了教授职务。我之前并没有任何线上教学的经验。所以我做了一个社会科学家会做的事情：阅读。我很快意识到，这些阅读材料中的远程教育建议并不好，因为它们不符合我们学生的兴趣和情况，他们并不是在一所线上大学学习，所以我只能开展实验性教学。
Franziska Müller教授博士：我很高兴汉堡大学仍允许开展同步教学，我可以在线上教学，但时间略短。我尝试使用不同类型的媒体来完成教学任务，我会使用文字、视频、播客、推特或论坛等等。我也喜欢 “翻转课堂”的概念，这样很多工作都能提前完成，然后利用Zoom的课程的宝贵时间来提问、讨论或更深入地研究。我还喜欢利用分组会议，让学生们在小组中进行案例研究。此外，我还采用了协作式文字处理工作，我和学生们一起用数字化的方式进行文本编辑。
在社会科学领域，对文本的独立研究实际上是非常普遍的。但我们目前处于一个特殊的情况下，我认为能让学生有机会一起工作非常重要。
Franziska Müller教授博士：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软件测试员，但很快我就习惯了。起初我经常使用Zoom，后来我才感觉到这是多么累人。现在甚至有一个术语称呼这种感觉：“电子疲劳”（digital fatigue）。总的来说，我们有幸在学院拥有自己的数字教学办公室。我们可以提出教学问题，并且能够得到解答，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。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，汉堡大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学习进步的组织，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。
Franziska Müller教授博士：用短小精悍的讲座进行知识的传授是很好的。避免长篇大论对事实性知识或理论性知识的学习都有好处。我先会用五到十分钟进行简短教学和动员，随后安排小组工作或学习组合形式。此外，无论是数字还是面对面，教学的好坏都与个性有很大关系，我努力确保我的教学内容与当下的具体主题相关。而且我现在能够得到更多的反馈，不要只在课程最后才问学生什么地方需要改进，这样我就可以及时调整。
Franziska Müller教授博士：尽管我们和学生的距离很远，但我觉得我与一些学生也产生了更多的亲近感。很明显，距离是一个我们必须共同解决的问题。学生会向我诉说许多个人故事和困难，这种信任关系对我来说意义重大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多地接触学生，问他们需要什么。对学生的生活状况更敏感、对作业的最后期限更灵活，这在目前对教师来说很重要。
Franziska Müller教授博士：在疫情期间，学校安排了一个极其陡峭的教学曲线，我感到很兴奋。我认为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线上/线下混合的形式，而且教学对形式创新的开放程度也会提高。剩下的就是希望学生对个人的学习道路、不同的学习速度以及学业和生活的平衡问题能更多的理解。我希望大学会变得更加包容，在未来我们将更加关注学生和教师所处的情况。我有点担心，如果未来只需轻轻一按按钮就能教学，那么可能会出现教学不同步、材料反复使用的情况，因为教学必须始终是个人的、个性化的。
